自4000年前的夏朝直至1000年前的宋朝，位置适中、气候适宜、物产丰饶的黄河流域长期扮演着各大中央王朝，乃至南下游牧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和基本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汉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乃至后来的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如轴线西端、渭水之滨的长安（今西安），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镐京开始，迄于隋唐长安城，先后做过13个王朝的首都，历时1100余年，位列我国七大古都之首。再沿轴线东移，至于洛河（古称雒水）北岸的洛阳，自夏都斟鄩至五代后梁、后唐、后晋洛阳城，亦为十三朝古都，历时不短于长安。

靖康之乱过后，即便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彻底转移至长江流域，都城的位置也由原本的沿黄河—渭河河谷的东西轴线移动变更为远离黄河流域的南北轴线移动，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中原正统的地位并未动摇。

20世纪20年代初，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首先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发掘成果多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合，遂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心目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的认知。

20世纪中期，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的时间。可见，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两大流域文化在起初是平行发展的。据长江流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化也同样构建起了独立完整的发展序列。但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的早期文化全部陷入了低谷，此停滞期出现的原因至今仍为谜题。而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3、实现“苏湖熟，天下足”

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指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多有转换，大体沿着自东向西（从河洛向关中），继之又由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在近代，“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南转移。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散中心”。长江流域在经过距今4000年前后的低谷期之后，一度丧失了中华文明总进程引领者的地位。但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整体上优于黄河流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北方人口多次因战乱南迁，长江流域不断得到深入开发，逐渐超越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在夏朝稍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技术简单，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水系的灌溉，得以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制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终于摆脱了“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当地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

唐朝“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开辟出了更多良田。到唐朝后期，江东人民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此外，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使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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