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互补定律。黄河与长江在气候、生态、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互补性，以秦岭为界，南北不同，使得整个中国保持大体稳定、平衡，相互支持、配合。

从命名上看，“河”和“江”虽然都是指水流的地方，但为何黄河叫“河”，长江称“江”？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按照地理区域来划分，长江以北称为“河”，以南称为“江”；二是按流向来划分，流入内海或湖泊的称之为“河”，流入外海或大洋的称之为“江”；三是按照水季来区分，丰水期和枯水期不太明显的河流叫作“江”，反之称作“河”。这几种分类方法都有局限性，我们认为“江”和“河”的称谓差异在精神层面，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层面。其实，长江与黄河的阴阳也表示硬软、南北。北方的黄河流域土质松软，适合于木器、石器耕作；南方的长江流域土质坚硬，必须用青铜器、铁器耕作，因此黄河文明稍早于长江文明，黄河泥沙多、水黄浑，长江泥沙少、水清澈。由此可以回答什么是“河”、什么是“江”这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体量不大、落差较小、流域土壤疏松、水道人工干预较多、水量随季节变化较大并归于内湖内海的水流叫河；反之，体量很大、落差较大、流域土壤硬实、水道人工干预不多、水量随季节变化不大并归于大海大洋的水流叫江。我们把国外的水流都叫河，如尼罗河、亚马逊河等，这是翻译词汇(river)的习惯问题，实质上有的应该是江。因此，中国关于江河的定义，本质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地理学问题。区别什么是江、什么是河，这是典型的中国追问。无论哪种区别标准，“江”和“河”如何定位本身就体现了长江和黄河的文化差异性，具有互补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历史事实。

从气候特征看，长江和黄河流域分别位于秦岭两侧，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黄河流域出现干旱、流沙等自然灾害时，长江流域可进行支援或作为转移地。长江遭遇洪水泛滥时，黄河流域可作为战略支援后方。考古成果证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几乎是同时兴起的，两者历来都是互补、互助、互动发展。只不过，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黄河流域的泥沙较为疏松，更容易被人类开发，因此黄河文明要比长江文明稍早一些。

从战略地位看，长江和黄河互为相互支持的战略后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期间，出现地方政权叛乱、农民战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等重大战乱时，中央政权曾南迁至长江流域。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占领华北平原等地，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民向上海、南京、重庆等长江流域地区转移。

(六)屏障定律。基因本身具有屏障作用，外来基因片段和序列很难进入，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仅能对极少数的基因实现成功移植。青藏高原、长江、黄河、秦岭等本身就是安全屏障。长江和黄河的河道较宽、水流湍急、不易横跨，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从流向看，长江和黄河都流经了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阶梯和阶梯之间形成天然屏障(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之间的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之间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中国人民及时向重庆、四川等长江上游地区移转。秦岭作为“山脉碱基”，既是天然的军事屏障，又是阻止北方冷空气进入南方的气候屏障，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素有“南北植物荟萃、南北生物物种库”之美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生态屏障。长江和黄河的起源地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和“第三极”之称。青藏高原看似积雪满山、冰川广布、高寒缺氧，看似是苦寒之地、价值不大，但实际上是我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战略屏障。

(七)修复定律。基因修复是指在原位修复有缺陷的基因，将靶细胞中致病基因的突变碱基序列加以纠正，使其在质和量上均能得到正常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有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难，有战争、饥荒、经济危机等冲击创伤。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每一次磨难又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凝炼和升华，都是黄河与长江父母般的恩赐、维护。长江和黄河的生态、河道、江岸、流域可以通过人工或者自然修复成原来的景象。植物的自我生长、动物的自我繁殖、河道的疏通、堤岸的修补、水质的净化等都是对江河的修复。古时候，黄河长江两岸是青山绿水，动物成群，农业发达。但由于水灾频繁，加之近几十年来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无序开发，造成了部分河道受损、生态脆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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