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表 4

事实上，目前的这种体制对经济的伤害已经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在2017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学术期刊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以及另外两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名为《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的论文，里面就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源泉的探讨。

该文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容易理解，第一类主要指的就是某种人造物，比如机器；第二类主要指的是人以及附着于其身上的教育、技能等。

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少见，但它却是衡量经济效率的重要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残差或者余值，所有搞不明白但却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要素，都可以归纳到全要素生产率里面去。但大体来说，经济学家一般会把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只不过这种技术进步不是只涵盖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它也包含了制度创新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相关因素。

举例来说，假设2019年GDP同比增速6%，经过计算后发现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比增速都是6%，由于GDP同比增速=实物资本同比增速和人力资本同比增速的加权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同比增速，因此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比增速肯定是0%。

进一步说，在GDP同比增速不变的假设下，假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比增速是5%，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同比增速就等1%；假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比增速是7%，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同比增速就等于-1%。

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的推进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那些在历史上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并成为富国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一些依靠加大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比如前苏联，虽然可能实现一时的高速发展，甚至成为超级大国，但最终很难避免经济停滞，甚至出现经济崩溃。

这些实证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历史上的案例给予后人非常深刻的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久提升。在魏尚进等人的论文中有中国1979年至2015年经济增长源泉的数据，让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图表5）

图表 5

资料来源：魏尚进等人的论文

全要素生产率从2009年开始持续为负数，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没有的事情，这与信贷资源错配的扩大化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偶遇”。经济史已经证明，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经济是不可能长期维持增长的。所以假如我们不能让全要素生产率重回增长的正轨，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能会迎来持续的低速低效增长，其影响将波及我们经济的方方面面。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体上说有三个办法，一是让资源在产业间流动，从回报率低的产业流向回报率高的产业，例如前文所说的农民工进城打工。

第二个办法是资源在企业间流动，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主要的方法。但遗憾的是，就像前文所言，目前受困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效率高的企业拿不到资金，或者拿到的资金成本太高，金融资源存在大规模的错配，这既造成了金融风险，也降低了资金的回报率，造成了浪费。

第三个办法是进一步放宽非自然垄断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内和对外同步开放，增加市场竞争。

综上所述，未来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金融改革，一方面要增强金融行业合规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要打破金融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歧视和对国有企业的隐形刚性兑付，实现普惠。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局；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中国在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长江技术经济》 网址: http://www.cjjsjj.cn/zonghexinwen/2020/0729/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