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农业文明起源得很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已经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长江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农业文明已经距今约9000年，这正好与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时间相近。

重庆巫山县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距今约6400—5300年之间，那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原始的农业阶段。与北方以粟、麦为主的农业经济模式不同的是，南方地区的农业多以种植水稻为主。

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距今约5000年，稻作农业在生产上已经占了主要地位。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良渚、马家浜文化遗址，也都形成了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社会。

然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农业社会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黄河流域，这和当时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与劳动力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长江地区多沼泽、湖泊，且土壤没有黄河流域的黄壤那样更适宜农业耕作，所以《尚书·禹贡》在记载时将长江地区的土壤划为中下或下下，黄河流域的则被多划为上上或中上。虽然这样的划分缺乏农业技术的依据，但从古人的记载上就能看出，黄河流域的土壤更适合原始耕作业与种植业的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长江流域的农业地位从战国之后才得到确立，而成都平原和太湖平原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长江三角洲

成都平原是中国古代长江中上游流域主要的农业区之一，根据早期的文献记载，早在商代成都平原的先民古蜀人已经开始从事早期的农业耕作。

大约到了西周至春秋中期，蜀王杜宇就“教民务农”，成都平原进入早期的旱地农业阶段。战国时期，蜀王开明又在成都平原修筑水利设施。经过杜宇和开明等蜀王的治理，蜀国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后秦国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从今天金牛道南下，灭古蜀国。后蜀地太守李冰父子在成都修筑都江堰，至此成都平原的水患也得以治理，都江堰的修筑为成都的农业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秦惠王还对蜀郡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并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带到了蜀国。《华阳国志·蜀志》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陆海。旱则引水滋润，雨则杜塞水门。”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又将都江堰的水利系统扩大，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当中原战乱时，就会有大量中原人和关中地区的人迁移到蜀地，这些移民充实了蜀地的人口。三国时期诸葛亮掌管蜀汉大权，对蜀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

成都平原

至南北朝时，蜀地“民物殷阜，蜀土安说”。粮食生产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的兴起与商业的繁荣，北周时成都平原的经济更是饶沃殷富，成为了“军国所资”。到了唐代中后期，每每中原遇到战乱，唐帝都会将蜀地作为重要的避难场所。唐后期蜀地有了“扬一益二”的称号，说明当时成都的经济已经超过了长安，成了首屈一指的全国经济中心。

以太湖为核心的东南丘陵与平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农业就非常发达，根据考古发掘，至新石器中期就出现了如河姆渡、崧泽与良渚等文明。而在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现存最早的稻作遗迹。

两汉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开始一路向南迁移至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进行耕作，他们将北方先进的技术带到南方。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永嘉南渡的开始，大批的汉人从北方迁移至南方，此时南方的汉人政权以建康（今南京）为核心，开始对长江下游沿线进行大范围的农业耕作。

南朝末年，东南地区已呈现出一片富庶的景象。隋唐统一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辟，以扬州与苏州为主，南方城市开始崛起，运河的开通促使江南地区与中原各地的交通来往更加便利。与此同时，曾经沼泽与湖泊密布的江南地区，经过人们的不断改造而形成了水乡泽国的场景。北宋以后金人南下，造成更多的汉人选择南下。

至南宋时，以江南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全面超越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人口的南移造成东南人口开始激增，两浙人口出现了“百倍常时”的现象。由于耕地不足，于是围湖造田、垦殖海涂成为一时的风气。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余姚的汝仇湖等，都成为当时围湖造田的对象。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吴中地区已经是“四郊无旷地，随高下悉为田”了。

南宋政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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